医疗美容的野蛮生长与行业之困

发表于:2020-10-01 来源:四川皮肤管理

2019年,中国纯医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两千亿,近五年平均增速约30%。资本逐利纷纷入局,盯紧了这个潜在的万亿市场。

“资本方或者社会非资本,它们看见的是’一个双眼皮几元钱的缝合线,就能够收入较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个鼻整形最多两三千的假体,就能收入几万甚至几十万’。”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整形科刘林嶓教授、成都懿和写实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原四川西婵整形美容医院创始人院长蒲兴旺、晏国富医生、西南电器医疗美容仪器研究所总工程师曾令喜透漏,因为法律规章的不健全,医美及美容行业不存在大量灰色地带。“在没规范上税和合理监管的情况下,其中的利润可想而知。”

实际上,经历过短暂的规范整顿,医美行业自始至今大多处于残暴生长状态。

医美问世与行业加速的前二十年

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带给了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和健康成为人们的普遍需求,美容业应运而生。

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最新引进美容院这一新生事物,更有着爱美女性蜂拥而至。那个时候,美容从业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没什么学历却享有发家致富理念的年长女性,他们凭着灵敏的直觉,迅速将美容院开到全国各地,服务内容基本上就是非常简单的面部清洁和皮肤护理。市场需求非常简单,满足市场需求也非常简单,液体硅胶静脉注射隆鼻就在这种背景下被滥用。

1984年,高景恒教授创立辽宁省人民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同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八大处)整形外科医院创始人宋儒耀教授、庄洪兴教授的反对下,方彰林教授创建北京黄寺美容外科医院,沦为医疗美容业专业化、专科化的起点和标志。

1988年,由邱琳枝教授、彭庆星教授主编的《医学美学》面世,高景恒教授所著的国内第一本《简单美容手术》也相继出版发行,真正标志着中国美容业转入了学术、学科、专业的发展轨道。

同年,高景恒教授、王冀耕教授在贵阳美容外科医院举行“第一期美容手术培训班”,标志着中国民营医疗美容起航。

进入90年代,全国各地民营美容医院、门诊部、医院及公立医院里面民营总承包美容科鳞次栉比。中国人仅仅只用了二十多年,在医美建设的方方面面就打破了西方现代化国家将近百年的历程。

然而,作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一个巨大的产业,这个时期,又是中国医美业的至暗时刻。

法律法规的缺陷,让医美业恐慌不堪。美容从业人员没有管理制度门槛,美容手术场地没专业界定,美容用品、用具、耗材没有标准规范,服务项目没有明文限制等。在这种大环境下,公立机构的专家教授、医生,面对非医学人员在医美市场对金钱和身体健康的“可怕”掠夺,不可能视而不见但却又无可奈何,所以绝大多数不能以种族歧视对待,嗤之以鼻,这就造成了行业里公立种族歧视民营的局面。

因为无法可依,行政管理部门只能采行“堵”的办法,把美容院与按摩店、桑拿、夜总会纳入一道管理,所以才经常出现了美容院需要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的荒唐历史。特别是在以经济建设居多的90年代,规模大、税收多的行业和企业受到行政管理部门的推崇和扶持,而医美及整个美容业规模都并不大,且不主动纳税,各个机构的收入都比较隐密,管理部门无从核查,错以为这个行业没有或少有税收。而随着消费投诉纠纷的减少,社会上逐渐形成了对美容行业的负面印象和口碑。

“19号令”与行业相对规范的十年

步入千禧年,考虑到行业要规范发展,必须要有相关法律法规展开管理,被誉为中国美容医学教父的彭庆星教授及诸多老一辈教授多年斡旋呼告,终于促成了一系列法规、规范的实施。

2001年在庐山召开的“全国医疗美容管理调研不会”上,定稿了迄今为止医疗美容唯一的一部法规“19号令”——《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为了引领中国美容业健康发展,彭庆星教授还率先提出中国美容业既不能忽略更无法歧视民营机构。鉴于法规的可操作性、前瞻性,在“19号令”定稿的过程中,彭庆星教授专门邀请了民营机构的代表——当时还在贵阳的蒲兴旺院长和长沙的张延健医生参与。现在总结起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思想和精辟眼光。如今,民营机构无论是数量、从业人员、还是GDP都是国有机构不可同日而语的。

“19号令”最大的意义在于对医疗美容进行了明确界定,遏止了非医疗机构、非医美从业人员进行的侵入性美容操作,让美容院、会所、酒店、家庭内曾经肆无忌惮的侵入性美容操作有了很大收敛,极大的维护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随着国家《执业医师法》等涉及医、药、植入材料、设备器械、化妆品等法律法规颁布实施,行政管理部门有法可依,监管力度随之强化。再加当时没有全面放松医疗美容机构的主办权,医美行业得到有效地规范,进入良性发展的十年。

2005年,艾玉峰教授全职进入民营医美机构,成为我国医美发展的分水岭。艾教授转入民营医美机构著手学术、学科建设,真正以技术服务求美者,打破了民营医美医院重营销而忽视学术的局面,也增加了公立种族歧视民营的观念。由此,公立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逐渐进入民营机构,保证了民营医美机构在有学术、技术作为基础确保前提下,充分发挥其营销优势,得到快速长足发展。

互联网时代乱象尤生,行业立法刻不容缓

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美容营销变得愈发可怕,美容资讯满天飞,求美者无所适从。任何资历的医生都可以纸盒成美容业的“大咖”、“大V”,任何医疗美容手术项目都可以包装出有“高大上”的名字。蒲兴旺院长透漏,当年他们培育的美容医生,必须在医学院校毕业后有三年以上的医助经历,而现在大部分美容机构已经没有这种冷静了。

在这样一个“颜值经济”盛行的时代,美容人群,特别是医美消费群体急剧增长。加上曾经被列入医疗规划的医美行业全面放松,只要合乎“19号令”的标准都可以办理医美机构,社会资本和非资本大量涌入美容业。投资人为了赢利,所求一切营销手段,包括卖保险模式、金融模式、传销直销模式,整个美容市场被搅得天翻地覆。据理解,原本认认真真做到医美的几家著名连锁机构均于2019年裁员百分之二十以上。

自2012年“19号令”颁布实施已有18年,医美机构在医疗范畴的相关软硬件上基本比较规范,但却仍然存在诸多监管盲区。尤其在税务方面,由于美容机构,无论是医疗美容还是生活美容机构,真正想做到大做到强劲当成事业发展的不多,绝大部分都以短期盈利赚为目的,导致收入不半透明,税务部门难以得到真实的收益情况,沦为税务监管盲区。美容业的GDP激进估算早已经斩万亿,但是行业整体税收少得几乎无法给定。这就是国家对这个行业看不到税收而不推崇的基本原因。

如此可观的一个行业,仅仅只靠“19号令”一个行业法规是不可能真正规范的。有且只有创建《美容业专法》,由国家层面组织起草,鼓舞遵纪守法经营者,打击偷税漏税、非法行医、超范围服务者,才能遏止行业的不正之风。

不过由于美容消费涵括人群非常普遍,美容经营者所涉及面太广,收费隐蔽性过大,单凭传统的立法方法,可能难以真正起到作用。蒲兴旺院长对此问题有独到建议:立法的关键在于以税收作为切入点,构建美容消费的专税制度,也就是消费返税,反向促进消费源头的消费金额、消费项目全部曝露于阳光之下。消费者只要凭真实的消费信息,就可以在消费所在地申报消费免税,这样一来,机构是不是正规上税一清二楚,税务部门对偷税漏税机构予以查办严打,很快会堵住税务漏洞,带给美容行业税收巨幅增长。

诚如蒲兴旺院长所言,如果税收漏洞能够挡住,行业内都需要遵纪守法经营,让不法经营者无立足之地,行业自律自然构成。一旦行业竞争实现良性化,立志于把美容业当作事业的大机构,无疑就要启动研究研发、教育培训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由此构成良性循环。而那些宗师级前辈们,从公立退休下来,还可以在民营继续充分发挥他们的极大能量,那么中国的美容业就能根深叶茂,真正步入规范身体健康发展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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